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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取消地方城司的营收要求
发布时间:2026-04-02
 现在很多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给城司融资的时候,都要求城司有一定的营业收入规模。但城司基本上都是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没有什么实际的经营能力,还款来源主要是财政资金和再融资。这个事实,金融机构知道,评级机构知道,投资人也知道。但大家还是把城司按照一个实际经营的企业来对待,非要看营收。城司为了融资,只能去造假,成立贸易公司,去外面买贸易流水、做融资性贸易,既增加了成本,又产生了新的风险。所以今天这篇文

  现在很多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给城司融资的时候,都要求城司有一定的营业收入规模。但城司基本上都是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没有什么实际的经营能力,还款来源主要是财政资金和再融资。这个事实,金融机构知道,评级机构知道,投资人也知道。但大家还是把城司按照一个实际经营的企业来对待,非要看营收。城司为了融资,只能去造假,成立贸易公司,去外面买贸易流水、做融资性贸易,既增加了成本,又产生了新的风险。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就是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也呼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包括投资人,取消对地方城司的营业收入要求,改变对城司融资的评估标准。

  01 城司的债务是怎么来的要理解城司为什么不该被当成经营性企业来对待,首先得搞清楚城司是怎么来的,它的债务又是怎么形成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把财权往上收,事权往下放。地方政府的税收占比从改革前的70%降到了50%左右,但教育、社保、基建这些花钱的事,一样没少。钱少了,事多了,缺口怎么办?同年的《预算法》又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自行发行债券,不能直接举债。钱不够花,又不让借钱,地方政府只能另想办法。办法就是成立融资平台,也就是城司。用企业的身份去找金融机构借钱,背后是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从那个时候起,城司的基因就已经决定了,它是政府的融资工具,不是市场化的经营主体。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国家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要求地方政府配套2.82万亿。地方融资平台从2008年的3000家激增到2010年的6576家,债务规模从1.7万亿飙到4.08万亿。再加上土地财政这些年因为房地产调控收入大幅缩水,地方政府的日子越来越紧,城司的融资压力也越来越大。2020年新冠疫情又补了一刀,企业停工、消费萎缩,地方税收骤减,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2019年底的21.3万亿增到了2025年初的48万亿,五年翻了一倍多。这些债务是怎么来的?是分税制的制度安排,是预算法的融资限制,是地方发展的刚性需求,是历次经济刺激的政策要求。说白了,城司的债务,本质上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制度设计的产物,不是企业经营的结果。城司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为了做生意而存在的。它的使命是替政府借钱、替政府花钱,至于怎么还钱,那是另一个问题。

  02 城司今天靠什么活,靠什么还债搞清楚了债务的制度来源,再来看一个现实问题:城司今天到底靠什么运转,靠什么偿还债务?打开任何一家城司的资产负债表,资产端动辄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看着很唬人。但拆开来看,大部分是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对政府的应收款这些东西。这些资产的共同特点是:账面上有价值,但几乎不产生经营性现金流。土地使用权不能自己卖,在建工程还在烧钱,对政府的应收款什么时候能收回来谁也说不准。城司有没有经营性业务?有一些,比如水务、燃气、停车场、产业园运营,但这些业务产生的收入和利润,跟它的债务规模比起来,连零头都算不上。一家城司可能背着500亿的债务,经营性收入一年就几个亿,你指望它靠经营还债?那城司靠什么还债?说穿了就两条路:一是地方财政的资金支持,包括财政补贴、土地注入、股权划拨等各种方式;二是再融资,借新还旧,用新的贷款和债券偿还到期的旧债。这两条路,才是城司真正的偿债来源。国家提出城司要退出融资平台、要市场化转型,方向是对的,但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十年以上。机制问题短期改不了,经济环境让市场化业务更难做,存量债务的化解本身就需要漫长的时间。在这个过渡期内,城司的偿债逻辑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03 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什么需要企业有营收在批评金融机构之前,先把道理说清楚。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要求企业有营业收入,这件事本身没有错,对于一般工商企业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营收这个指标,对一般工商企业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它能说明很多问题。首先,营收是判断企业成长性最直观的指标。一家企业的营收从去年的 5 个亿增长到今年的 8 个亿,说明它的市场在扩大,客户在增加,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在上升。反过来,营收连续下滑,往往意味着行业萎缩、竞争力下降或者客户在流失。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一家营收持续增长的企业,意味着未来的还款能力有保障;对于投资人来说,营收增长是企业估值提升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没有营收增长的故事,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几乎没有吸引力。其次,营收是盈利能力的基础。利润从哪里来?从营收里来。一家企业的毛利率、净利率、经营利润率,都是建立在营收基础之上的。没有营收,利润就是无源之水。而且营收的结构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利润的可持续性。一家企业 80% 的营收来自长期合同客户,和另一家 80% 的营收来自一次性项目,盈利的稳定性完全不同。金融机构在做信用评估的时候,不仅要看营收的规模,还要看营收的构成、集中度和增长趋势,这些都是判断企业盈利质量的关键维度。第三,营收是评估偿债能力的核心依据。企业靠什么还债?归根结底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而经营性现金流的源头,就是营收。客户付款形成现金流入,企业用这些现金流覆盖运营成本、偿还贷款本息、支付债券利息。银行在做贷款审批的时候,一个核心指标就是“经营性现金流对债务本息的覆盖倍数”,这个指标的分子端,归根结底来自营收。营收越大、越稳定,现金流就越充沛,偿债能力就越强。这个逻辑链条,对一般工商企业来说是清晰的、可验证的。第四,营收还是衡量管理团队能力的重要指标。一家企业能把营收从 10 个亿做到 50 个亿,说明管理团队在市场开拓、产品研发、渠道建设、客户维护等方面是有真本事的。营收的增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背后是一整套经营能力的体现。金融机构在评估企业的时候,营收数据实际上也是在间接评估管理团队的执行力和战略判断力。所以,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围绕营收建立起来的这套信用评估体系,对于正常的工商企业来说,逻辑是自洽的,也是有效的。营收能说明成长性,能反映盈利基础,能预判偿债能力,能折射管理水平。用营收来筛选企业、评估信用,这套做法经过了几十年市场实践的检验,没有问题。问题不在这套标准本身,而在于把它套在了一个完全不适用的对象身上。

  04为什么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还要用经营性企业的标准来要求它?既然所有人都知道城投不是经营性企业,为什么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还要用经营性企业的标准来要求它?这背后有一套看似合理实则荒诞的逻辑链条。上面说了,金融机构要求企业有营收,对一般工商企业来说完全合理。但城司不是一般工商企业,它的还款来源不是经营利润,而是财政资金和再融资。这个区别,金融机构比谁都清楚。那为什么还要坚持营收要求?因为金融机构的内部审批流程和风控体系,是按照一般工商企业的逻辑来设计的。信贷审批系统里需要填营收数据,风控模型里需要跑营收指标,审批报告里需要写这家企业具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和还款来源。没有这些数字,流程就走不通,审批就过不了。评级机构面临同样的问题。评级模型是通用的,不管你是制造企业还是城司,都要往同一个模型里填数据。营收是模型里的核心变量,没有营收数据,模型出不了结果,报告写不出来。债券市场的准入标准也是一刀切的。交易所和交易商协会的规则里,对发债企业的财务指标要求是统一的,没有专门为城司设计一套单独的标准。投资人的合规要求同样如此。机构投资人买债需要有评级报告,需要在投资决策书里写上风险评估的依据,这些依据里少不了营收数据。每个环节的人都需要这个数字来完成自己的合规流程,至于这个数字是不是真实反映了城司的经营能力和还款来源,没有人真正关心。说到底,这不是为了真正评估风险,而是为了让流程看起来合理,让每个参与者都能自圆其说。一套为一般工商企业设计的信用评估体系,被生搬硬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主体身上,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05城司被逼上了造假这条路营收指标摆在那里,不达标就融不到资,融不到资就化不了债,化不了债地方政府的日子就过不下去。城司怎么办?答案很简单,也很无奈:造。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成立贸易子公司。找几个贸易通道商,签一堆购销合同,货物在几家公司之间转一圈,甚至只是单据转一圈,营收就上去了。今年集团给的指标是10个亿,明年变成100个亿。为了凑这些数字,城司使出了浑身解数。买贸易流水是最基本的操作,找通道商走一圈大宗商品,付个通道费,账面上就有了营收。再高级一点的,做融资性贸易,用预付款的方式给上下游企业提供资金,赚点息差,顺便把营收做大。更有甚者,上下游都是关联方或者同一个实控人控制的企业,货物根本没动过,就是一堆合同和发票在空转。我见过一个地方城投集团,旗下贸易子公司一年营收突破300亿,但净利润不到2000万。300亿的营收,2000万的利润,什么样的贸易能做到这种利润率?答案不言自明。而为了让这些贸易看起来更真实,城司还得花大量精力去包装。上下游供应商不能关联、合同条款不能出现融资利息等字眼、要深度参与物流、要签长期合作协议、、、、一套操作下来,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不是小数目。这些钱和精力,本来完全不需要花。更要命的是,这些做出来的营收,不但没有解决城投的真实偿债问题,反而把城司进一步拖进了新的成本、风险和监管漩涡。

  06 为了营收,造假的代价还是挺高的城司为了凑营收付出的代价,不只是通道费那么简单,它是层层叠加的。第一层是直接的财务成本。贸易通道费、资金占用成本、人员成本、税务成本,一年下来可不少。对于本来就债务压力巨大的城司来说,这些钱完全是额外的负担,花出去一分钱都没有产生任何实际价值。第二层是新增的业务风险。做贸易就有贸易风险,哪怕是走通道的贸易也一样。上游供应商跑路了怎么办?下游客户不付款了怎么办?货物出了质量问题怎么办?仓储环节被人动了手脚怎么办?这些风险在真实贸易中都存在,在走通道的贸易中同样存在,而且因为城司根本不懂贸易、不懂行业、不懂货,风险反而更大。上海均和集团的暴雷,坑了多少地方城投?前面辛辛苦苦攒的那点息差,一个风险事件就全赔进去了,还得倒贴。第三层是监管风险。国务院国资委的贸易十不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都把融资性贸易和虚假贸易列为严查对象。司法机关也在不断强化名为贸易实为借贷的认定标准。城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被集团逼着完成营收指标,一边头上悬着融资性贸易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见过一个城司因为电解铜贸易违规,三任董事长、三任总经理、财务总监全部被处分。干活的人被追责,下指标的人没事,这公平吗?第四层是最深远的,整个金融市场的信用基础被侵蚀。当城司的营收数字失去了真实性,基于这些数字做出的评级、信贷决策、投资判断,也就失去了可靠性。一个建立在虚假数据之上的信用评估体系,对金融市场而言是一种慢性毒药。07 为什么这个游戏一直停不下来代价这么大,风险这么高,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原因很简单:谁先停,谁先吃亏。城司不敢停,因为停了就没有营收,没有营收就融不到资,融不到资地方债务就没法化解。金融机构不愿停,因为城投业务是重要的资产来源,取消营收要求意味着大量存量客户不再符合授信标准。评级机构不能停,因为你不给评级,城司就换一家,市场上不缺愿意接活的机构。投资人不想停,因为城投债收益率高、历史上几乎没有实质性违约,在资产荒的背景下放弃城投债意味着放弃收益。地方政府更不会停,城投融不到资,地方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支出保障都会受影响。每个参与者单独来看,都有充分的理由继续玩下去。没有人愿意做那个率先打破默契的人,因为打破默契的代价由自己承担,维持默契的成本由整个系统分摊。于是就出现了最荒诞的一幕:国资委一手发布十不准禁止融资性贸易,一手加大对城司的营收考核指标。地方国资委一手转发禁止虚假贸易的文件,一手给下面的城投集团下达不切实际的营收任务。城投集团一手要求贸易子公司合规经营,一手把营收指标从10亿加到100亿。左手打右手,自己跟自己较劲。这个死循环靠任何单一参与者都打不破,它需要规则层面的改变。

  08 城投真正该看的,不是营收,而是地方财政与再融资能力既然城司的信用本质是政府信用,那就应该回到政府信用的评估框架上来。金融机构给城司融资,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是这家城司所在区域的财政实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多少,政府性基金收入有多少,财政自给率是什么水平。是地方政府对这家城司的支持意愿和支持能力,过去有没有出现过违约,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是城司存量债务的结构和期限,短期债务占比多少,有没有集中到期的压力。是再融资的空间和渠道,银行授信还有多少额度,债券市场的认可度怎么样。这些才是真正决定城司能不能还钱的因素,而不是那个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营业收入。取消营收要求,不是降低风控标准,恰恰是让风控回归真实。与其看一个所有人都知道是假的数字,不如看真正有意义的指标。取消营收要求,城司不用再花钱买贸易流水,这些钱可以直接用来还债或者发展真正有价值的业务。城司不用再承担贸易通道带来的各种风险,管理人员也不用再提心吊胆地在融资性贸易的红线上走钢丝。金融市场的信用评估体系也能更加真实可靠,而不是建立在一堆大家心照不宣的假数字之上。当然,我也理解金融机构的难处。监管要求摆在那里,合规流程不能少,风控指标不能降。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应该是逼着城司去造假,而是应该建立一套适合城司特点的信用评估体系。城司就是城司,它不是一般工商企业,不应该用一般工商企业的标准来要求它。所以,城投信用评估最该改革的,不是风控强度,而是风控对象识别。先把城投当成城投,而不是当成假装经营的工商企业,很多荒诞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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